那么，刚回省城的李志杰为什么又往番禺打电话呢?其中原因，自然还是跟“鬼佬”大盗有关。

  张坚松估计错了，“鬼佬”大盗正是用小船载着摩托车，从番禺警方严密的水中脱身的----之前警方认为“鬼佬”大盗既然是“鬼佬”，肯定不熟悉本地那些小河港汉，加之警力不足，只能在水网的干流上布控。谁知“鬼佬大盗偏偏走的就是这些连本地人都不一定说得清楚的水路，七拐八绕找机会上了岸。最关键的是，他卸下了“鬼佬”的化装，恢复了本来面目，再变身邮局送报员。封控卡点的民警哪里料得到这一节，即便看到他，简单查问两句也就放行了。

  让警方再一次震惊的是，他并不是像寻常盗贼那样，作案之后销声匿迹躲风头，而是“再接再厉”，开着摩托车直奔佛山，赶下一个场子----进行第三次抢劫作案!

  不过，这回“鬼佬”大盗的运气不像在番禺县城那么顺遂了，他遇到了一个厉害对手，差点儿被人家拿下!

  前面说过，由于广州市内涉外宾馆的接待能力有限，首届广交会的一部分境外客商被分流到番禺、佛山、从化三地。“鬼佬”大盗下一个作案地佛山，旧时系广东省南海县下辖的一个镇，解放后，起初由镇转市，成立佛山市人民政府，属佛山地区军管会管辖。1950年1月1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佛山升格为地级市，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和珠江专署实行双重领导。1950年7月20日，佛山重新划归南海县，称南海县佛山镇”，佛山市政府变成了佛山镇公所。1951年1月1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佛山再次改镇设市(县级市)，筹备期间，对外仍称“南海县佛山镇”。直至1951年6月26日，佛山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正式公布佛山改镇建市。

  佛山是比番禺名气还要响的侨乡。当地有一条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修建的马路----永安街(解放后改称永安路)，不长，只有五百来米，但这条马路上有三个处所却是全国知名:佛山大酒店、正埠码头和叶问拳馆。其中以佛山大酒店名气最响，直到改革开放前夕，这家由旅美华侨邝泗先生出资建设的高级酒店，仍然是公认的佛山地标性建筑。首届广交会组委会在考虑参会境外客商分流下榻时，自然要把佛山大酒店作为分流地的首选。

  却说4月26日凌晨2点40分--这一段时间是被酒店大堂服务台记录下来的，当时，有两个女服务员在大堂值夜班。夜间事少，她俩正有一搭无一搭地闲聊，忽听一阵摩托车引擎声由远至近。佛山这样的小城，摩托车属于稀罕交通工具，不仅私人拥有的凤毛麟角，就是公家单位也没几辆、除了公安局，也就是县邮电局了。两个服务员往常值夜班时有过经验，半夜三更的，应该不是公安局，多半是邮电局给住店旅客送加急电报来了。果然，摩托车驶至酒店门前，引擎声戛然而止。

  通常送报员都是把摩托车停在大门外的白石地坪上，下车直接进门，今夜这位却似乎比较小心，停车后又把摩托车推了数步，将车子停在酒店大门右边的石狮子里侧。不过，这是服务员事后回想起来的细节，当时她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

  接着，穿一身绿色邮电局制服、头戴大檐帽、肩背绿色帆布工作包的送报员快步进入大堂，走到服务台前驻步，目光在写着住宿旅客姓名的水牌上扫溜。坐在服务台里面的服务员仰脸看着他问:“哪位客人的电报?”

  送报员伸手在绿色帆布工作包里翻找，发出一阵纸张摩擦的哗啦哗啦的声音。服务员没站起来，没看到他翻出来的是什么，想当然以为是平时送报员使用的那个绿色漆布封面的邮电专用工作本子。送报员低头看了看，又把视线投向水牌，用粤语说:“哦，就是三楼10号房间的罗伯特先生!”

  话音未落，他拔腿就直奔楼梯，而非使用电梯。这又是一个反常之处，但服务员只当这位性子急，三楼并不算高，坐电梯进进出出还麻烦，干脆就直接走楼梯了。

  这个送报员，自然就是“鬼佬”大盗了。这主儿从番禺邮电局窃得摩托车及邮电制服等送报员行头后，驾驶小舟在小河汉辗转，避开水路卡点上岸，化装成邮电局送报员大摇大摆逃离了警方封锁圈，骑着摩托车直奔佛山，前往佛山大酒店送“加急电报”。

  他其实根本不知道酒店下榻的旅客中有一个叫罗伯特的外商，进门后在水牌上看到这一个名字，明显是个老外，想必是来参加广交会的，随口就说了，同时，也把此人作为下一个作案目标。至于此人年纪多大，身体是否壮实，他也来不及考虑----仗着自己有些格斗本领，加之有前两次在番禺作案轻而易举得手的成功经验，此番到了佛山，一对一制服一个对手料无问题。当下，他来到三楼10号客房门前，按响了门铃。没想到，这回他却栽了跟头。

  这个房间里住的旅客罗伯特先生，名字普通，欧美国家男子常用，这位客商也的确是葡萄牙国籍，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华裔。罗伯特先生本姓罗，少年时的名字叫“伯堂”，后去国外经商，娶了一个葡萄牙妻子，遂加入了葡萄牙籍，人乡随俗，把自己的名字稍作修改，就成了罗伯特。

  罗伯特这年三十六岁，身材瘦高，肤色白皙，举止斯文，看似白面书生一个，其实身手不凡，乃是澳门武术界小有名气的业余拳师。他祖上两代都是咏春拳高手，到他这一代，家族子弟依旧从小习练拳术。罗伯特是其家族三代二十来个子弟中功夫最好的一个，曾代替开武馆的堂兄多次接受江湖武人的挑战，从无败绩。1950年，澳门举行“港澳青年散手大赛”，他获得中量级季军。能想象，当“鬼佬”大盗遇到这位年岁与其相仿的季军时会是怎样的情景。

  门铃按响后，早已入睡的罗伯特瞬间即醒,翻身下床，悄无声息地踅到房门口，隔着房门问:“哪位?”

  他说的是粤语，“鬼佬”大盗本应警惕，但他自己也是个冒牌洋人，思维习惯已成定式，一时间没反应过来，遂用粤语回答:“邮电局，送电报的。”

  罗伯特每年都来内陆谈生意，不止广州，最远到过东北沈阳，知道内陆的治安状况不错，再说这次是作为首届广交会的参会外商来的，料想公安方面会有严密的安保措施，当下不疑有他只管开门。

  两人一照面，“鬼佬”大盗才发现罗伯特原来是个华人，略感吃惊，但还是按照事先想好的方案行事，一步跨进客房，手腕一转，亮出匕首直抵罗伯特的胸前:“别出声!识相的照我说的去做，转身，举手，往前走!”

  罗伯特出身拳师世家，不但实战经验比较丰富，对江湖黑道也不陌生，当下假意示弱，一边点头，一边听话地举手转身。哪知转到一半，他忽地来了一招“转身后摆拳”，“鬼佬”大盗猝不及防，抬手用匕首迎上去。罗伯特当然不会用空手去碰匕首，当下拳变掌，击中对手持匕首的右手腕。“鬼佬”大盗嘴里“哎呀”一声，匕首脱手飞出。他情知这回遇到了硬茬子，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更不可和对方纠缠，那就三十六计走为上吧。

  这厮的实战经验也是相当丰富，没有抹头就跑，转身的同时，摘下头上的那顶邮局员工的大盖帽砸向罗伯特。这一招出乎罗伯特的意料，不知对方是什么路数，下意识一掌劈开，只听哗哗啦啦一阵声响，帽子里掉落无数黄豆，在地上撒了一大摊。罗伯特马上明白，对方这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也还是为了阻止自己继续追击----这么些黄豆撒在地面上，肯定影响行动，自己穿着客房里的拖鞋，跑起来本就有些不便。而且幸亏对方藏在帽子里的是黄豆而非石灰粉，否则自己一双眼睛怕是保不住了。一念及此，他不禁暗道侥幸。

  就是这一瞬间的迟疑，“鬼佬”大盗已经跟罗伯特拉开了距离。罗伯特懂得穷寇莫追的道理，万一对方以命相搏，自己为此受点儿伤什么的，那就太不划算了。于是他也就不再追赶，退回房间关上房门，给饭店总机打了电话----佛山大酒店是有内线电话的。

  佛山市公安局接到报警，迅速派员赶到现场。但案犯是驾着摩托车逃跑的，他下楼经过服务台时相当从容，服务员尚不知情，也没注意他出门后是朝哪个方向逃窜了。因此，追查一时无果。

  不过，“鬼佬”大盗这次在佛山作案意外失风，还是给“101专班”留下了若干破案线索。

  获悉下榻于佛山市“佛山大酒店”的参会外商遭遇抢劫，而且作案者高度疑似“鬼佬”大盗，“101专班”总指挥李志杰立即联系在番禺主持侦查工作的龙显然。此时，专案组还在进行查阅“首都饭店”旅客登记信息的工作。李志杰告知了佛山发生的案件，说他马上带着广州市公安局的刑技人员前往佛山，要求龙显然也带几个侦查员前往。

  从广州到佛山要比番禺近得多，龙显然率麦逾等侦查员赶到佛山时，李志杰那一路已经在勘查现场，跟服务员谈话了。李志杰向龙显然介绍了已经掌握的一些情况，两人都认为，佛山这个案犯显然与之前在番禺连作两案的“鬼佬”大盗是同一人。

  顾及天亮后广交会安保方案的落实工作，李志杰必须坐镇广州。和龙显然交换过意见，他就匆匆赶回省城去了。临走前，他向龙显然作了以下交代:番禺、佛山的三起抢劫案串案并侦，专案组分为A、B两组，龙显然任专案组组长兼A组组长，目前留在番禺负责查阅“首都饭店旅客登记资料的景声浩任专案组副组长兼B组组长。A、B两组分别负责调查番禺、佛山发生的案件，调查中假如发现案情交集密切，可把A、B组合二为一，联合开展工作。另外，专案组根据调查工作铺开后的情况，随便什么时间都能“101专班”的名义，调遣番禺、佛山两地的警力提供协助，不必另行请示专班。

  李志杰离开后，龙显然召集侦查员就地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会上众人认为，“鬼佬”大盗之前连续在番禺“首都饭店”作下两起案件接着逃出包围圈奔袭佛山，不料在第三次作案时遭遇武术好手罗伯特，若不是他往地上撒了一把黄豆，阻止罗伯特继续追击，说不定已经被拿下了。虽然还是让这厮逃了，但他逃得仓促，来不及像之前在番禺作案那样从容消除痕迹，留下了些许对破案有价值的蛛丝马迹.

  案犯进入“佛山大酒店”时，直接用一口流利的粤语向大堂前台值班服务员表明其邮电局送报员的伪装身份，上楼后与罗伯特隔门对话，说的也是粤语；之后与罗伯特进行短暂搏斗，被罗伯特一掌砸在手腕上，匕首脱手，眼看就要败北时,“鬼佬”大盗祭出脱身法宝----摘下藏有黄豆的大盖帽扔向罗伯特，摘掉帽子后露出的不再是“满头金发”，而是黑发平头。

  据此，侦查员一致认为，该案犯是个假“鬼佬”，对王宁厅长之前的判断更是由衷佩服。往下，侦查员对上述细节一一做多元化的分析，重新对这个假“鬼佬”进行勾画。

  其一，案犯那把被罗伯特砸飞的匕首，经东江纵队侦察兵出身的侦查员岳星辰辨认，应该是抗战期间美国援华飞行员的标配武器之一。战后，这些匕首、左之类的飞行员防身武器以及其他诸如飞行夹克、飞行手套等装备，作为剩余物资落到了戴笠执掌的“军统”手里，至于“军统”是如何正确地处理的，那就不清楚了。

  岳星辰有一位战友，当年参加过营救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的行动，获救的美军飞行员离开东江纵队驻地前，为表示对营救和护送人员的感激，把贴身携带的武器装备都赠送给了营救小组，岳星辰的战友拿到的就是这么一把匕首。那位战友后来转业去地方，将匕首送给岳星辰留念。这把匕首现在还在岳星辰家里。

  专案组侦查员分析，美军飞行员的标配武器被戴笠看上弄到手了，当然并非是这个“特工王”有收藏军用武器的爱好，应是配发给“军统”特工了。从案犯显示出的作案策划、施手段、反侦查意识和从容冷静等综合素养看，倒像是一个曾经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特工所为。但这并不代表案犯此番接二连三对外商室施抢劫，就一定是台湾特务机关策划的对广交会的破坏行动。

  为什么这么说?如果“鬼佬”大盗的幕后指使者是台湾特务机关，他们不会仅仅满足于抱劫几个外商，而是着眼于“影响巨大的政治性案件”，即对广交会会场实施爆炸、纵火，对参会客商进行投毒、暗杀等。当然，抢劫参会客商制造恐慌气氛，抹黑大陆的社会治安治理，这种事台湾特务机关也不是干不出来，但相对于广交会这种世界关注的大型活动，如此小打小闹，那敌人的胃口也未免太小了。

  基于上述理由，侦查员认为即便案犯曾经有“军统”或其他特务机关的背景，现在他也已经不是特务身份了。

  其二，严格说来，从4月25日下午5时许到4月26日凌晨2点多，该案犯一共作下四起刑事案件，其中三起是针对参会境外客商的抢劫案，还有一起是盗窃番禺县邮电局的摩托车及制服。这四起案件中，他非常小心地避免留下指纹。前两起抢劫案，他自己动手消除了(唯一失误是遗漏了饭店钥匙牌上的指纹);盗窃邮电局的摩托车时，因存放摩托车的车库平时不上锁根本不必他动手;在佛山作案时，罗伯特打落了他的匕首，他还把送报员的大盖帽掷出，以干扰罗伯特的追击，可这两样东西上也没留下他的指纹----他穿着邮递员的全套行头，还包括骑摩托时戴的手套。

  案犯消除作案现场的指纹，自然是担心警方提取指纹后，据此查摸到其下落。警方根据指纹查摸案犯的手段，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字--比对。这种比对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如果警方发现了嫌疑目标，则把指纹与嫌疑目标进行比对假如没有嫌疑目标，那就只有去看守所、监狱类的地方，比对在押人员或已释放人员档案中的指纹底卡，进行大海捞针式的查摸。

  要知道，那时中国警方的指纹鉴别技术和西方国家有很大差距。哪怕就全球范围来说，在本案发生时的1957年，痕迹学技术尚未电子化，只能进行人工比对。这种比对的效率是非常低的，误差率也很高。因此，那些没有前科的主儿在作案时，一般都不在乎在现场留下指纹--除非被抓到，否则即便警方得到了指纹，也没什么用处。

  当然了，所有具备反侦查意识的案犯在作案时都会尽可能地避免留下指纹，可本案案犯对此的执着程度，似乎有些夸张。侦查员由此推测，这家伙十有八九是一个有前科的主儿，至于是因什么案由被捕的，目前还不好说。刑事案件的概率比较大，但考虑到此人有“军统”特务背景他所犯的案子，也可能与政治有关。

  其三，案犯能说一口流利的粤语，而且对番禺、佛山两地的环境比较熟悉，了解“首都饭店”、“佛山大酒店”两家宾馆的内部情况(对”首都饭店”似乎更为熟知)，因此，有侦查员认为案犯应该是广东本地人，曾在番禺居住过一段时间，也不止一两次去过佛山。

  但也有侦查员持相反的观点:该犯懂粤语并不能说明他一定就是广东人;熟悉番禺和佛山也不一定意味着他曾经来过。

  番禺是个小地方，虽然是著名侨乡，进出境的外侨比较多，可这些外侨的祖上也都是本地人，他们都是说粤语的。如果一个不懂粤语的外也人来到这里，那是比较显眼的，非常容易被派出所、居委会或群众中的治安积极分子注意到，何况广交会期间，番禺作为参会外商的住宿地，公安机关逐步加强了治安防范。但如果案犯有参特务活动的经历，必定具备学习方言的能力，这是特务机关招收人员的必要条件之一，他会说一口地道的粤语，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至于悉番禺和佛山的环境，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好解释，比他在当地有同伙，能够最终靠同伙了解“首都饭店”和“佛山大酒店”的情况。

  对应上述观点，还有一个佐证----藏在那顶那电局大盖帽里的黄豆。案犯偷窃邮电局摩托车，还顺走了一套邮局制服，却并不包括黄豆。那么，他在“佛山大酒店”和罗伯特搏斗时撒向对方的黄豆是从哪里来的?

  侦查员分析，黄豆可能有两个来源:第一，从外埠潜入番禺时贴身携带。不过，“鬼佬”大盗在番禺“首都饭店”作案时，并没有穿邮局制服，也没戴帽子。如果那时他身上就带着黄豆只能放在衣服兜里。但据“首都饭店”的两个受害者回忆(他们都曾跟“鬼佬”大盗近距离接触过)，案犯的衣裤兜里不像藏着什么重物;那就只有第二，当地的同伙为他提供了黄豆。

  讨论至此，在番禺县城市桥镇主持调查工作的景声浩忽然打来电话，向组长龙显然报告:“首都饭店”本月的旅客人住登记资料已查阅完毕，未曾发现可疑对象。

  “鬼佬”大盗不曾入住“首都饭店”，进一步表明他在番禺县城很可能有同伙。众侦查员很快达成共识。龙显然遂决定暂时中止在佛山这边的调查，全体前往番禺县城市桥镇，集中力量把那个同伙揪出来。

  一干侦查员驱车抵达番禺，已是4月26日清晨。龙显然跟副组长景声浩互相通报了一应情况:“同志们一夜基本上没休息，这案子不知道还要耗多久，大伙儿先睡几个小时吧。我去跟县局领导联系一下，请他们安排人员，会同市桥镇派出所的民警，梳理一下镇上的居民，看是否能发现点儿线点多，专案组十余名侦查员集中在县局会议室召开案情分析会，刑队刘队长和市桥镇派出所章所长列席，两人介绍了初步的调查情况。

  当时，广东省凡是跟“侨乡”沾边的城镇治安情况一般都比另外的地方要好一些，毕竟整体经济情况比另外的地方都强。但就居民构成成分和社会关系来说，则很复杂。根据专案组给出的条件--“可能有政历问题”、“解放前曾在县城与军统’下辖的诸如驻侨乡小组’之类的特务组织有接触或干脆就是这类组织的成员”、“曾因盗窃坐过牢”，刑队和派出所对全镇上百名合乎条件的对象进行了排查，结合他们最近的活动情况，最终梳理出三个嫌疑对象。

  第一个嫌疑对象叫汪似仙，是个三十七八岁的寡妇，广州人氏，出身武师家庭，自幼随父兄学过些拳脚，与寻常大汉一对一比画，据说都是胜家。她仗着这份优势，做起了一帮不良男女组成的帮会“威风堂”的堂主。这个堂口的名字虽然“威风”，其实也就只有十七八个成员，背后也没什么靠山，根本做不出市面，只有干些“拆白党”、“打秋风”、“强叫花”之类的下三滥勾当，靠敲诈和强买强卖弄些小钱而已。旧时的警察局对这种小打小闹的团伙，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只要不犯大事，压根儿就懒得过问。

  汪似仙人如其名，的确有几分姿色，在她的母老虎脾气不发作时，那副温存模样还是有些“楚楚动人”的。二十岁时，她嫁给了一个在广州银楼做账房先生的金姓男子。这位金先生是浙江人，他是怎么跟汪堂主结识的，外界无从知晓。反正在1940年暮春时节的一天，两人忽然宣布结婚，还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汪似仙跟这位金先生成亲后没几个月，就去了番禺县市桥镇，经营一家由丈夫盘下的茶叶店。稍后，金先生也结束了银楼的工作，到番禺做起了茶叶店老板。

  后来知道，金先生是“军统”派赴广州的情报特工，之所以娶汪似仙，是为了利用她掌控的“威风堂”收集情报。至于辞去银楼工作迁往番禺做茶叶生意，那是出于情报站安全的考虑。汪似仙结婚之后，已不再管“威风堂”的事务，都是由丈夫以她的名义打理，那十多个成员则成了“军统”的外围喽啰。

  要说这位金先生的运气实在是不怎么样，眼看到了1945年8月13日，距日本投降还有两天，他竟然失风被捕，次日越狱时被击毙。驻番禺的日军接到广州的命令，本准备逮捕汪似仙的，恰巧汪在乡下的一位亲友去世，她去协助操办丧事，因而逃过一劫。

  转眼日本投降，汪氏不再有被捕的危险，遂回到市桥镇。“军统”给了她一笔抚恤金，并发还茶叶店的房产(之前被日军抄没)，她把茶叶店改成了茶食店，生活还过得去。“威风堂”的那班狐朋狗党在金先生出事时作鸟兽散，她从此就算是退出江湖了。不过，据坊间说法，她的茶食店经常有外埠来人进出，偶尔逗留一两天，给人鬼鬼祟祟的印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广州解放。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对其采取收容审查措施，但一番调查下来，并未发现她有什么涉谍活动，只是生活作风问题。

  获释后，她的茶食店肯定是开不成了，好在她有一手不错的裁缝手艺，就做起了个体户。这些年来，她仍不时与一些本地或者外地的男子有来往。因为她是单身，派出所也不便干涉。但这次就不同了，广交会期间发生了“鬼佬”大盗抢劫参会外商的案子，当地警方认为她的社会关系复杂，有向案犯提供帮助的可能，遂将其列入嫌疑名单。

  第二位叫欧阳冲，时年三十二岁，是个街头设摊的小皮匠。此人生性好吃懒做，还嗜赌如命。抗战期间当过伪军，只因是个大头兵，抗战胜利后没受到国民政府的追究。国共内战爆发兵源紧缺，他被抓了壮丁。好在他是皮匠出身，属于“专业方面技术人才”，到部队后，长官免除了他的日常训练，打仗时也没让他上阵，而是在军中做了一名专职皮匠。1949年，他所在的部队被包了饺子，全部当了俘虏。按照政策，对于他这种普通士兵，愿留愿走由他个人选择，欧阳冲选择了走，于是就发给路费让他回乡。

  回到番禺，他还是做皮匠老本行，赌博也依然继续。之前他在部队混了三年，不参加训练，空闲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多，就跟一班卫士、伙夫厮混，吹牛摆龙门阵，从此又成了一个话痨。他在街头摆摊，比较适宜发挥话术，这主儿一旦打开了话匣子就收不住，一直要吹到口干舌燥方才罢休。就是在一次吹牛时，他无意中透露，在军队期间，他曾跟一个“保密局”特务交上了朋友。

  国共内战后期，蒋介石放心不下军队，生怕部队策反起义投诚，遂指令“保密局”和“国防部二厅”派遣特务下到部队进行秘密监视。欧阳冲所在的部队就有一个姓丁的军官，其职务是“后勤供给调查员”，实则是“保密局”特务，不知怎么的，丁某跟欧阳冲比较谈得拢，渐渐成了朋友。

  后来，欧阳冲所在部队被包饺子，丁某到底是做特务的，竟然从包围圈里逃出生天。欧阳冲被释放回乡时，广州还没解放。丁某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一条消息，特意赶到番禺看望，还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安家。欧阳冲用这笔钱娶了个小寡妇。丁某还跟他交代，局势不妙，”一败涂地，广东全省不久都将“沦陷”，叮嘱他以后在治下过日子得小心些。

  可惜，丁某的这个关照，欧阳冲没怎么放在心上。去年12月，他接到丁某的来信，是从韶关监狱寄来的。丁某在信中当然不会言及自己的特务身份，只说不小心吃了官司，无人救济，希望欧阳冲给予帮衬。欧阳冲倒是讲义气的，那一阵赌运也不错，正好手头有些钱钞，又是汇款又是邮寄包裹，忙得不亦乐乎。一天欧阳冲跟人聊天时，随口聊到了这一个话题上，那自然是要自吹自擂一番，主题倒并非炫耀他认识特务，而是要告诉人家自己是多么的义薄云天。

  想不到，此番吹牛吹出了祸事。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派出所，户籍警请他去“喝茶”。他寻思覆水难收，说出的话肯定是收不回来了，只得实话实说。派出所分析，丁某被判刑，十有八九跟其以前的特务身份无关，遂向韶关监狱寄发机要公函核实情况。

  果不其然，丁某于1954年抢劫了一位回国探亲的华侨富商，被捕后判了七年徒刑。在韶关监狱服刑期间，他意外遇到了一个留用警员沈某。沈某以前在广东省警察厅刑队任职时，客串过“军统”广州站的编外特务，归丁某领导。这下，两人都吃惊不小----只要其中一个捅破这层纸，丁某必定会被重新审查，加刑是跑不掉的;沈某虽然不再是刑警，调到监狱当了一名管教员，但好歹也是穿警服的，一日追究其“军统”编外特务的黑历史，以当时的形势，警服穿不成是小事，沦为阶下囚也不是不可能。

  这二位都是接受过特殊训练的，对此心照不宣，保持默契。沈某利用监狱管教的身份，暗中对丁某予以关照。丁某写给欧阳冲的那封信，就是沈给寄出的。欧阳冲的回信寄到监狱后，也是沈以丁某所在小队管教员的身份开拆审阅，再转交丁某的，寄给丁某的钱钞和食品衣物，也是沈去邮局代领的。

  这是监狱管教员的日常工作，无人会产生怀疑。只是沈某没想到，曾经的上司这回可是害了他：丁某拿收到的钱请沈某购买了些日常生活用品，这些用品看似无害，但经接受过特工技能训练的沈某一番拆解，竟然制造出了，于上月中旬来了个不辞而别。监狱方面当即组织追逃，但这个逃犯是“军统”特工出身，他的越狱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逃出去之后在哪里落脚藏匿，自然也有预案，不像寻常小蟊贼那样容易落网。

  监狱方面收到番禺县市桥镇派出所的公函方知自己单位出了内奸。沈某立刻被控制，关押于韶关市公安局看守所。他的罪行已经坐实，就等着法院宣判了。但对丁某的追捕一直未能取得进展，这个越狱逃犯就像狂风中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不知飘到哪里去了。

  市桥镇派出所接到韶关方面的通报，内部产生了两种观点:一种是应拘拿欧阳冲，追究其“资助特务越狱潜逃”的罪行;另一种则认为，欧阳冲并不知道丁某要求“救济”是为越狱，况且丁的信是从监狱寄出，而欧阳冲的回信和钱也是寄往监狱，“资逃”的罪名似乎显得有一点儿牵强。

  派出所长和指导员都是持后一种观点的，他们还考虑到，人家韶关监狱方面只是打个电话来通报情况，并没要求派出所这边对欧阳冲采取一定的措施，表明人家应该是有想法的。咱们这边弄得这么大张旗鼓，只怕对方脸面上不好看。都是同行，没必要弄得不愉快，还是先缓一缓再说吧。

  转眼到了今年3月底4月初，省厅的指示下来了，要求番禺县公安局着手准备首届广交会的安保工作。同一天，县局也收到了韶关监狱发来的要求协助缉捕逃犯丁某的公函。

  其时市桥镇派出所的警力几乎都扑在广交会安保工作上，无暇顾及韶关方面的这份公函，连回复函件都没寄。4月25日“首都饭店”抢劫案发生后，由于一应调查工作概由省厅“101专班”负责，当地警方根本不清楚状况，派出所也没将此人跟抢劫案联系起来，直到奉专班之命在镇上排查“鬼佬”大盗的同伙，才想起这么一号人物。

  第三位叫韩阿狗，是个年届五旬的单身小老头儿，平时推着一辆除了车铃不响其他部件哪里都响的破自行车，沿街叫卖零食小吃。此公系本镇名人，不但市桥镇尽人皆知，在番禺全县也可以称为家喻户晓。究其原因，倒不是小老头儿本身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他有个革命烈士儿子。他的儿子叫韩潇清，其母因难产而死。大概是老天爷要给自打出生就失去母亲的孩子一点儿补偿吧，侥幸存活的小韩天资聪慧，加上勤奋好学，从小学到大学十几年间，竟然没让家里掏过一文钱学费。

  此话怎讲?因为老韩家贫，又是年轻丧妻旧时这种家境，要送儿子上学几无可能。但韩潇清实在是太有天分了，六岁跟着几个邻里小学生玩耍，不知不觉间竟然就识得上千个字，还能背诵小学课本上的一些诗文。坊间均觉稀奇，说他是神童。消息传到小学堂，校长登门拜访，当场一测试，立刻作出决定:可以分文不付入学，一应课业用品(旧时对教材文具的称谓)皆由老夫私人资助，直至毕业。

  小学应读六年，韩潇清四年半就毕业了。当时对优异学生采取“跳级”制度，升学还免试。这种特优生，中学、大学都欢迎，于是仿效小学做法，学杂费全免。

  韩潇清进入中山大学化学工程系后，仍是特优生，而且在大二那年秘密加入地下党，成为的骨干分子。大四上半学期的一个星期天，已是支书的韩潇清在其就读大学的宿舍主持支委会，不料遭叛徒出卖，警察局出动大队马前来缉拿。危急关头，韩潇清为掩护其他六支委撤离，抱着他试制的炸药冲向荷枪实弹的警察，与敌人同归于尽。

  韩潇清的牺牲自是一桩重大新闻，坊间议论纷纷，有感慨者，有惋惜者，也传到了活跃在广州郊区的一个半匪半帮会的江湖人物阮老三耳朵里。阮老三那当儿刚刚作下一桩大案--抢劫了一个省级官员的宅第，因而受到当局的通缉，被警察局、保安团撵得四处躲藏，有时一天之内要换好几个落脚点。听说有个大学生抱着包炸药与警察同归于尽，阮老三大为赞叹，对手下表示：这小伙子是条好汉，吾等就是要有这种精神!去打听一下小伙子的眷属住在哪里，今后就由我阮老三提供接济。

  稍后，追捕风声过去了，阮老三果然派人去市桥镇给韩阿狗送钱送物，还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潜至镇内悄然登门拜访，顺带去给韩潇清上了坟。之后，阮老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派人给老韩送些钱物，来路肯定有问题--他的“创收”渠道只有打劫，但他比较注意不可以给老韩带来麻烦，送来的生活物资都是专门从商店购买的，至于钱钞，那肯定是赃款了。韩阿狗虽然有一个革命烈士儿子，但他本人的思想觉悟还是属于旧社会底层群众的水平，再说他的生活状况的确不容乐观，有阮老三的资助，那当然来者不拒。

  党组织也没有忘记老韩这个烈属，尽管处于的之下，还是不定时派人秘密慰问。老韩见到儿子生前的战友，自是觉得亲切，每次都热情款待，对方只要有时间，他总得拉呱一阵闲话，地下党方面由此了解到阮老三对其的资助情况。

  抗战爆发后，阮老三被日伪保安团招安，做了一名营长。组织上认为此人讲义气，可以争取，派人慰问老韩时，打着老韩的名义拜访阮老三，做了不少思想工作。效果还是有一些的，阮老三虽然对事业不感冒，但人不傻，对英雄的同伴们还是很佩服的，为地下党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抗战胜利前夕，阮老三率部向地下武装投诚，还带过去几个手上沾满中国军民鲜血的日本军官，受到方面的嘉奖，抗战胜利后晋升为保安团参谋长。如此，他为提供情报的来源又有了拓展。

  本来，阮老三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投向革命阵营的。谁知造化弄人，阮老三这人江湖习气比较重，不太在意官场规矩，不小心冒犯了省保安总队司令潘厚升，被军法处关押。担心被老潘喝高了下令“拉出去”，阮老三半夜挖墙洞逃跑了。本来潘厚生只是一时火起，想吓唬吓唬这个浑身匪气的部下，并没打算真的把他怎么样，现在阮老三不告而别，潘厚升觉得丢了面子，干脆来了个“全省通缉”。这个，阮老三倒是不怎么在乎--他人生三分之一的岁月都是在“全省通缉”中度过的。让阮老三没想到的是，此一时彼一时，保安总队里想取而代之的大有人在，江湖上的仇家听说他失势，也动起了“报仇”和“赏金”二者兼顾的心思。不久，阮老三遭了暗算，一命呜呼。那么，这件事跟韩阿狗此刻被派出所怀疑又有啥关系呢?

  要说阮老三本人，倒是已经跟老韩没关系。当年阮老三跟秘密接触后，组织上关照他以后不必接济老韩，组织上会关心烈属的。阮老三明白，此举是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日伪因其跟老韩过从甚密产生怀疑，自是一口答应。可是，阮老三不再跟老韩有关系，他那些喽啰则未必。

  这些年来，曾奉阮老三之命去市桥镇给老韩送钱送物的喽啰们已经跟老韩混得很熟了。抗战胜利后，那些家伙中有的离开了阮老三的队伍，有的金盆洗手改行做生意，有的继续为匪，还有的加入了“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待阮老三死后，他们和老韩的联系依旧保持着，尤其是为匪为特的那几位--老韩是住在市场门口的单身汉，白天晚上出入都方便，能够尽可能的防止引人注目。江湖人士嘛，自然有一份义气，他们有事路过市桥镇时，就顺便来看看韩老头儿，送一份礼，老韩则像以往一样留饭奉酒，反正他一个人过日子也寂寞。

  派出所多次接到群众反映，说老韩跟一帮不三不四的人结交，疑有窝赃销赃之嫌。首届广交会开幕前几天，还有镇上居民看见有陌生人晚上进入老韩家。

  此为一，还有二。前面说过，老韩是以沿街叫卖小吃零食为生的个体经营者，他可以为案犯提供黄豆。

  “可以为案犯提供黄豆”，这话在如今的读者听来有点儿莫名其妙，黄豆算什么稀罕东西，即便家里没有，市场上也多的是，怎么还成了怀疑一个人的理由了?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安定，人口增长迅速但帝国主义对新生人民政权施行经济封锁，加之国内工农业基础本就落后，民众生活的三大保障物资粮油棉供应不足，国家于1953年推出了“统购统销”政策，把粮油棉的生产、收购、销售纳人计划，进行统一管理。该项政策意义深远，维持的时间很长，直到1992年方才取消。

  在本案发生的那个年代，中国城镇居民的粮油都是定量供应的，而且品种也有限制。全国各地根据地理位置、种植作物的不同，定量供应的粮油品种也有差别。比如，南方供应大米以及少量面粉;而北方就不同了，大米、面粉是被称为“细粮”的，只能少量供应，主要是玉米、高粱之类的粗粮。如今可以随意在市场上选购的黄豆、绿豆、赤豆、花生、芝麻之类，均属于粮油物资，黄豆、绿豆粮站偶有供应，但严格限量;至于花生、芝麻等油料作物，那是出口换外汇用的，根本不会投放市场。

  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只有过年的配给物资里才能见到少量的花生芝麻那么，当时的居民基本上就吃不到这么多东西了吗?也不能这么说。食品厂以花生、芝麻等为原料制作的花生糖、芝麻汤圆一类的点心,以绿豆赤豆为原料制作的棒冰、刨冰等冷饮，是可以用现金加粮票购买的，当然了，那时人们的经济收入普遍不高，这类点心也是难得能吃上一次的。

  也正是因此，“鬼佬”大盗在佛山作案时撒了一把黄豆阻止罗伯特追击之举，才能成为警方追查的线索。

  在市桥镇上，可以追查黄豆来源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县城的豆制品作坊，那是县商业局副食品公司下辖的一家国营工厂，内部管理严格对于豆制品的原料黄豆的控制相当于粮站的米面、饭店的饭菜、食品厂的糖果糕点，员工下班时想带出一粒只怕也难，所以警方先不予考虑还有一处，就是韩阿狗了。

  老韩虽然有一个牺牲得轰轰烈烈的优秀儿子，但他本人却碌碌无为，唯一的谋生手段就是自己制作若干样零食小吃沿街叫卖，赚些微薄利润以维持生计。他自制小吃的原料，除了盐之外，几乎都在国家统购统销物资目录上榜上有名:花生、芝麻、黄豆、蚕豆、瓜子，甚至包括白糖。

  县民政局曾经动员他放弃个体经营，进国营食品厂当一名员工--老韩是烈士遗属，有这个资格，但老韩自由散漫惯了，哪里受得了管束:拒绝了。民政局工作人员想给他点儿颜色看看，不再为他的个体作坊供应粮油，花生、芝麻、黄豆什么的当然也断了。不过，作为普通居民的粮油副食供应额度还保持原样，这点儿供应量自己吃喝倒是足够，用来做小吃零售，那就别想了。老韩想不通，放出风声说打算捧了烈士儿子的遗像去省城告状。县政府方面虽然没做错什么，却也不想把事情弄得沸沸扬扬----回头最终解决的那一棒，还是要回到县民政局嘛，何必呢?遂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对这个番禺县独一无二的自产自销零食个体户网开一面，芝麻、花生是一定不可以给他的，但黄豆、绿豆还勉强，此外每月再配售给他少数的干枣、山楂和白糖，让他以此为原料试制产品出售。

  韩阿狗对于鼓捣零食颇有天赋，不但用这些食材开发出了新产品，还揽收乡人猎得的麻雀、野鸡、野免等制作卤菜，小买卖做得还算不错。不过，这次他遇到了麻烦，派出所要请他去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