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歌剧《红高粱》后，我想起许多年前采访刘索拉时，她曾说过的，在摇滚和打击乐盛行的乐坛上，他们班的同学只要郭文景还在坚持古典的交响乐创造。

  歌剧《红高粱》恰交错住了他这一专长与执着。用他的音乐烘托出红高粱地中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诚如比才《卡门》与威尔第的《阿依达》相同，《红高粱》中女人的命运也是令人牵肠挂肚的。假设咱们将《红高粱》命名为《九儿》或是《九歌》什么的，或许能切住女人主题这一命脉。但《红高粱》毕竟是雄性十足，野性张扬的著作。

  莫言在《红高粱》创造谈中有言：歌剧是音乐与歌唱的艺术，是最能把情感面向高潮、最能让观众热血汹涌的舞台剧。歌剧《红高粱》是一次新的探究，更是向长辈艺术家问候的著作。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那些耳熟能详的《红湖赤卫队》《江姐》《小二黑成婚》和《白毛女》。那些歌剧也无一不是在歌剧根本的特点上，加入了“民族美声”的唱法而经久传唱的。

  莫言称用美声唱法演唱中文，最大的困难是怎么吐字发音让观众不凭借字幕即根本上能够听清楚，因而，他在写歌词时，既寻求诗意，又力避富丽空泛的大词，而是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组织成口语化的歌词。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莫言以往创造的长诗图景。这一点许多人或许忘了，诺贝尔文学奖当年颁奖的赞词就称过莫言是一个诗人。仅仅他的诗意被小说巨大的叙事结构给挤压在夹层中，但这股诗意又时隐时现地闪耀在其间，《红高粱》中明显的诗篇意象则清楚明了的。莫言自诩他是歌剧的外行，但诗的想象力却是织造出了他的音符。莫言诗意同他的小说创造，都是依据他的泥土气味和民俗风情为根基的。也是中国文化的延伸。郭文景自然是用交响乐来创造这部歌剧的音乐家，他热情创造的音符，跟着曲调的崎岖，有层次地逐渐深入了观众的心里。无论是九儿和余占鳌的咏叹调，仍是“弟兄们”这一复调方法赋格曲的合唱，都将剧情有机地串联了起来。“咱们已是公民的装备”由弱变强，重复叠加咏唱时，浑然形成了一阙布满四纬的赞歌。

  纵观整部歌剧，两个女人九儿与凤仙的舍生取义，烘托出了整部歌剧悲怆而又壮烈的情怀。女人为了保护男人们与敌玉石俱焚，男人们则为女人的离去而激起抗日的斗志。贪心小利，并不吝将女儿嫁给有肺痨的，单家掌柜单偏郎的戴老三，在面临日军让其剥“抗日分子”刘罗汉的皮时，深恶痛绝与日军拼命时被杀。之前余占鳌杀了要抢九儿的鬼子，左躲右藏中，被铤而走险，与敌血斗，终究投靠八路军。这些都是出于民族大义而展现出的个别勇气，《红高粱》歌剧也围绕着这一主题，在拟人化的红高粱精神感召下，将歌剧面向了高潮。

  诚如歌剧《卡门》是依据梅里美同名小说改编出来成为经典相同，《红高粱》歌剧也是在同名小说改编成电影及电视剧和其他剧种外，再次音画对位，声情并茂地从舞台上唱向了观众。应该说，这部歌剧的可视可听性，作用都很强。八场剧，近三个小时的表演，看完总感到意犹未尽。

  许多歌剧，时过境迁，人们大多只记住了作曲者和剧中动听的音乐。而《红高粱》观众却很难遗忘莫言的创造，这除了红高粱的符号在人们的回忆中太深了的原因，再就是莫言著作耳濡目染的诗意所造成的。这股诗意不是小情小调的吟风弄月，而是在众多的动摇中所发生的共识。

  假如郭文景再能为这歌剧谱出一曲好听的序曲，或许更超卓。因好的歌剧总有一阙好听序曲而牵引。好像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罗西尼的《塞尔维亚理发师》序曲等等。虽然该剧也有以胶州秧歌为主题的主题音乐，但这都不明显，在“中国化”的基调上再附着一层此伏彼起，大音希声的序曲，该是件如虎添翼的乐律。